漠北红色风暴：外蒙古集体化和大清洗(11)
1936年初，根登再次晋见斯大林，不旦没有悔意，还向他提出经济、文化援建要求，斯大林训斥根登未能把军事预算提升到60%，指责他领导下的外蒙政府不能贯彻他的建议，还列举“二十大罪状”。“除了我们，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们……你们名义上还是中国一部分呢，我们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”。 面对所有指责，根登皆据理力争，随后在蒙古驻苏使馆宴会上他继续与斯大林辩论，最终爆发了前文所说的冲突。 斯大林除掉根登，勒令解除德米德人民军总司令职务，任命阿玛尔当“傀儡总理”，同时命令外蒙把内务处扩大、升格为内务部，点名乔巴山当部长。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十五周年，总理阿玛尔释放了几个政治犯，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“四支步枪和三万发子弹”。此中含意不言自明，警示人民革命党高层，大清洗不能再拖，必须大开杀戒，谁不执行谁亦有性命之忧。 苏联特务机关当时称为“内务人员委员会”，之前叫“契卡”（全俄肃反委员会）和“格别乌”，1954年才改名为“克格勃”，在大清洗中为斯大林杀戮元老功臣，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立下汗马功劳。蒙古人对来自苏联的肃反一窍不通，长期以来全靠苏联顾问指挥，此次内务部即效法“内务人员委员会”，由苏联亲自改组和指挥。 file:///C:\DOCUME~1\ADMINI~1\LOCALS~1\Temp\ksohtml\wps_clip_image-16383.png苏联特务部门派到蒙古的“肃反专家”。 斯大林派来的“肃反专家”占了外蒙内务部工作人员的25.9%；副部长奥尔兹巴特的工资是425蒙图，普通成员的待遇为220蒙图，同级的普通苏联“肃反专家”工资能拿 到440蒙图。斯大林派查普雅克来指导肃反准备工作，然后是古鲁伯奇克前来坐阵指挥。大清洗真正的总指挥是在莫斯科遥控的斯大林，军事总顾问是伏罗希洛夫。 一切准备就绪后，1937年8月应外蒙政府之“邀请”，苏联增派3万野战军进驻外蒙，作为肃反的武力后盾，大清洗即将拉开序幕。 鲜血浸红了草原 1937年9月10日，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，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，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、大呼拉尔（相当于议会）成员、部长会议成员、军队高层全部将领……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，对这65人实施“坐火椅、拔指甲、扯光头发”等酷刑，扒光衣服，严禁睡觉，不准吃饭，直到在伪造的“招供状”上签字为止。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“承认”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，并供出更多“同伙”名单。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“根登—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”，又根据他们的“口供”，揪出更多的人，外蒙军队的规模本就就小，军队旅以上有187名领将被捕；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。 乔巴山发布公告称，军官们大量牵连进反革命阴谋中，如果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可得到从轻发落。有1000多军人为了避免被杀，主动“承认”自己的“反革命罪”，最初只有人几人得到赦免，绝大部分仍被枪毙。人类的“智慧”是被逼出来的，有些人干脆主动自首，说自己犯过“强奸罪”和“盗窃罪”，迅速被定刑事罪送进监狱，居然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。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，他为了保命，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“同谋”，他因“戴罪立功”得到了较好的关照，但1941年大清洗过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。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，一个拥有一颗“红心”的干部，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，他对着行刑队大喊：“我承认我犯了罪，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”，死刑得以延期，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“同谋”，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多不胜数。在酷刑和死亡威协下，极少有人不“认罪”不“咬人”。 外蒙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死亡，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，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。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，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，手段更为粗暴野蛮，内务部抓“喇嘛反革命集团”的逻辑是，如果你是学生，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，若你是老师，你的学生亦同谋，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，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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