漠北红色风暴：外蒙古集体化和大清洗(10)

和尚爱猴子

　布署大清洗，斯大林送来三万发子弹

　　同为推行斯大林极左政策之一员，根登不旦未被免职，还被重用来推行“新经济政策”。平息民众大暴动后，根登在莫斯科汇报工作，明显告了佐尔宾吉扬、巴德拉赫的“黑状”，把责任推到这二人身上。

　　佐尔宾吉扬、巴德拉赫被搞下台，有人民革命党内两个部族集团——卫拉特蒙古人和喀尔喀蒙古人的矛盾因素，这两位是布里亚特的卫拉特蒙古人，俄化严重，一直想促使外蒙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，根登和军中另一实权人物德米德反感此议，与他们有分歧，正好借机把这两人排挤出去。

　　斯大林1933年发起大清洗时，蒙古亦步赤趋，在党内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“反革命间谍集体团”案，虽有斯大协迫之意，但根登与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等人亦想借机解决党内部族矛盾，集体化失败和民众暴动归咎于这些“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”捣乱。

　　此案317人被捕，当中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，260人被判3至10年不等监禁，126被流放苏联，56 人被处决，遭处决的人中还有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，这是现代外蒙首次处死孕妇，但以后的大清洗中就见怪不怪了。在斯大林授意下，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先在家中被乱枪打死，然后给他扣上“鲁浑贝反革命集团”要犯的罪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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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宣传画：蒙古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

　　根登酒醉后喜欢说胡话，常对苏联和斯大林颇有微词，“既然蒙古的路线失败了，斯大林就应该为此负责”，这种要挨杀头的话只有他敢讲，按理说根登早该被清洗掉，兴许斯大林颇为赏识根登相当粗俗的性格，对他格外“宽厚”一些。人们一度认为他将成为外蒙的“小斯大林”。

　　斯大林强逼外蒙扩军和清洗宗教阶层，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惯性的要求，另一方面斯大林把外蒙视作防范中国和日本的“缓冲国”，扩军可协防苏联，消灭宗教阶层可全面控制外蒙，建立一个完全俯首贴耳的代理人政权。

　　1934年斯大林召见根登，要求他尽速完成1937年前消灭宗教阶层的任务。“在我们蒙古，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，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”，根登为僧侣们辩解。

　　“在你的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，他们能跟你抢夺人民的支持，懂吗，你必须要解决这问题……你的内务处做了什么，什么都没做，你应该把内务处改组扩大成内务部”，斯大林耐心教导根登如何清洗，并告诉根登他一心想发展外蒙经济和文化的心思是幼稚浅薄的。

　　1935年初根登第二次晋见斯大林，带着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，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同去。

　　斯大林痛斥根登不能大力扩军，拖延对宗教阶层清洗：“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，已经成为‘独立自主’的敌人，只要你善待他们则武装力量建设没有意义，他们能影响你的士兵……你的内务处那木苏赖对这些反革命做了什么，什么都没做……你的政府与他们不能共存，你必须毁灭他们”，可能担忧根登未能深刻领会意图，斯大林这次未使用“隐晦性”词语，而是不断强调“毁灭”、“不能共存”。

　　一旁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咆哮道：“根登，你这个家伙不要成天喝得醉醺醺后就埋怨苏联，如果你认为跟苏联兄弟般的友谊是蒙古的损失，是我们占了便宜，那你就去跟日本联络啊，我们才不干涉你们内政呢”。

　　根登一行丧气地从苏联回来，召开人民革命党高层秘密会议，七十余人与会，虽没有人敢公开批评斯大林，但都在绞尽脑汁讨论如何应对斯大的催逼。后世历史学者评价说，党的领导层从来没有如此互相信任和团结过，没有人赞同斯大林屠杀宗教阶层的指示，但任何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应对，会议皆充满了绝望、沮丧、无奈，体现出弱者在蛮横强者威势下的无助。

　　根登倡议下，天真地出台了一个决议试图敷衍斯大林：把外蒙军队扩大到17000人，预备役增加至2500人。斯大林算看出来，根登“无药可救”，准备另觅更忠顺者执行大清洗。

　　1935年3月斯大林给乔巴山送去20辆汽车作为礼物，任命他为副总理，乔巴山与德米德成为外蒙有元帅头衔的两个人之一，在外蒙政坛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，大家心知肚明。从那会儿起，乔巴山与根登逐渐分道扬镳，矛盾日益激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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